親愛的朋友們和學界同仁們,首先請讓我向你們獻上我悲傷的祝福。一年多以來,我始終熱切地盼望能在這場無比重要盛會當中與你們相聚。然而讓我傷心的是,由於我自己的疏忽與愚蠢,我竟在搭機飛往臺北的前一天遺失了護照。我懇請大家原諒我,因為我讓大家失望了。

 

  昨天晚上我開了一個大夜車,努力地在想說,我到底可以在十分鐘裡面向大家談一些什麼既有趣而又相關的話題。最後,我終於決定先從我的父親談起,因為這樣一來,或許你們就會瞭解,我對處在歷史的關鍵時期的臺灣人民所懷抱的深刻的同情。我的父親出身於一個世系綿延,歷史悠久的愛國者家族,這個家族歷代的成員為了爭取愛爾蘭這個被隔壁的英格蘭殖民了數世紀之久的小島的獨立,用盡各種方法進行鬥爭,但卻總是徒勞無功。有些成員在牢中度過歲月,有些逃亡至法國或美國,有些則進入大英帝國的政治體系內,為爭取帝國內部的平等而奮鬥,有些甚至成了(大日本)帝國議會(Imperial Diet)的議員——不,我講錯了,應該是倫敦的大英帝國國會(imperial parliament)的議員。在1914年——也就是馬關條約的十九年後,清朝滅亡的三年後,袁世凱試圖稱帝的兩年前,以及五四運動發生的五年前——我父親到了中國。他能夠完全流暢無礙地聽、說、書寫以及閱讀中文,而在二十五年之中,他住過東北、湖南、北京、上海、汕頭和廈門,甚至遠及雲南——我就是1936年的時候在雲南出生的。我有生以來第一個交的朋友,是一個四歲大的美麗中國女孩,可是很奇怪的是,她的名字叫做希莉亞.陳。

 

  我父親曾經在孫中山的政府底下做過事,曾經在北京軍閥政府底下做過事,也曾經在蔣介石政府底下做過事。我們還保存著很多他的信件以及私人日記,而從這些文件當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對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他們的文化,還有他們歷史的大部分,懷抱著很高的敬意。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中國政治領袖們的強烈厭惡——除了孫中山之外。我很抱歉——不過也不是太抱歉就是了——我必須告訴諸位,他最討厭的領袖就是委員長和他那個長壽到令人生厭的妻子。他也曾經夢想過一個未來的中國,在那個國度中,所有最美好的傳統和所有最美好的現代觀念得以結合,因而使得普通老百姓有機會過一個良善、快樂,而且自由的生活。他徹底反對日本對中國的帝國主義侵略,但他同時也對他那位長期共事的日本上司有著最深的敬意。這個日本上司是一位富有人道精神的,開明的大正時代知識份子,並且積極地反對日本人和歐洲人對中國老百姓的剝削。他直到1941年才離開「自由」中國,那時候他已經病的很重了。他過是於1946年,也就是「悲情」(Sadness)降臨臺灣的前一年。

 

  正當我父親二十歲左右的時候,在所有人預期不到的情況下,大半的愛爾蘭變成了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那是一個苦澀而充滿暴力的成功,繼之而起的,則是一場非常血腥的內戰。今天,愛爾蘭——應該說,大半的愛爾蘭——是歐洲裡面一個小而興盛的國家,而它擁有當代在世者之中最出名的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薛摩斯.黑霓,正是愛爾蘭興盛的一個徵兆。

 

  關於愛爾蘭的這一切,我有兩個可能和臺灣處境相關的評論。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並不是只靠他們自己的努力就贏得獨立的。當時在英格蘭內部就有愈來愈多開明人士認為倫敦對愛爾蘭的統治殘暴而不公正,而如果這樣下去愛爾蘭問題將成為大英帝國內部永無止盡的禍源。與其如此,還不如接受愛爾蘭的獨立,然後努力在兩國之間,建立一個緊密而文明的關係。儘管倫敦當局統治愛爾蘭的時間要超過北京統治臺灣的時間有數百年之久,英格蘭內部還是出現了這種開明的主張。在中國大陸的開明知識份子之間,我們已經可以明顯看到類似的傾向。如果還身在中國,他們沒辦法公開提出這樣的看法,可是他們會在私底下這樣說,而著名的流亡意義分子像王丹則已經相當公開地做此主張了。我們必須沈著而有耐性地等待這種態度上的變化,在中國大陸人士之中更廣泛普遍地發展下去。當臺灣在政治和文化上——不只是經濟上——的進步更普遍地為世人所知,中國大陸一般人士對臺灣獨立態度的轉變,就會來得更快。只要臺灣更民主、更進步,它就會更受到普遍性地敬重與仰慕。我很清楚臺灣政府宣稱要使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接受同性戀合法化結婚的計畫一定會嚇壞北京的官僚們,可是這個舉動會讓全世界的進步人士刮目相看。臺灣也已經產生了兩位當代最偉大的導演,侯孝賢和楊德昌,他們的作品比任何中國大陸的電影作品都要來得有深度而且讓人感動。他們兩位都是出身臺灣島上的「大陸」籍社區,然而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他們的電影都是有關臺灣的。

 

  我想說的第二件事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內,愛爾蘭因為受到了一個宗派主義色彩強烈,企圖壓制一切異端的、保守的民族主義的拖累而遲遲無法進步。二十世紀最具革命性的小說加詹姆斯.喬伊斯,因無法忍受這個保守的民族主義而被迫出走愛爾蘭,而在國外度過他的大半生。可能是同一個世紀中最偉大的劇作家薩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一生中有大半時間住在巴黎,並且主要是用法文寫他的劇本。其他的偉大作家如葉慈和奧斯卡.王爾德則被攻擊為「大陸」色彩太重。原因是他們用英文寫作,還有就是,儘管他們的愛國心不容置疑,這些作家卻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理由不能和倫敦、巴黎還有其他地方的文友們對話。到了今天,他們都是民族英雄了。但是愛爾蘭人態度的變化,要超過半世紀之久才完成。我想,愛爾蘭這個經驗可以作為臺灣的一個借鏡。就像愛爾蘭一樣,臺灣在過去數百年當中也承受了許多苦難,然而臺灣不應該重蹈愛爾蘭的覆轍,長期地陷入地方主義和無法忘懷的怨恨之中。國民黨為本地愛國者那次殘酷的鎮壓,距今已經超過半世紀之久,而且事件的當事人幾乎已經全數死亡了。過去絕不該被遺忘,但過去終究是過去了。對於現在而言,重要的不是過去的黑暗,而是在前方向我們招手的光明。那些涉入1947-48的雙方當事人的兒孫們年輕、充滿活力,而且共同成長於新的臺灣。他們都將多所貢獻,就像所有其他因種種原因而住在臺灣境外的,眾多屬於臺灣的人們——我不是在談任何狹義的「臺灣人」——一般。我們可以借用那個偉大的舵手(毛澤東)的話——而且遠比他自己對這些話要更當真,然後說:「讓臺灣百花齊放吧!

 

  英文這個美麗的語言當中——我深愛這個語言,縱使我不特別喜愛英國人——有兩個同樣用來表達「勇氣」(courage),但是意義差距很大的字。一個字是bravery。在現代英文當中,bravery意指明知情勢險惡而仍奮不顧身,馳赴戰場,或者衝入火宅,解救受困兒童,或者明知必然被禁或者因而賈禍下獄,仍然決定將一部著作出版的勇氣。這種類型的勇氣沒有什麼不對,但是它讓人感覺很陽剛,而且是緊急狀態下的產物。另外一個字——一個我覺得比較美的字,是fortitude。它源於拉丁文當中的「勇氣」一字。這個字比較安靜,比較持久,而且女性和兒童往往比成年男性更擁有這種素質。這是一種長途跋涉的勇氣。這是一個得了不治之症的孩子在自知正逐步逼近前方的死亡時,依然夢想,依然玩耍,依然微笑的勇氣。這是看似無望卻絕不放棄希望的窮人的勇氣。這是一個婦人,儘管被丈夫遺棄卻依然堅定奮鬥而不願絕望,並且為了兒女一個比較好的未來而犧牲一切的勇氣。這也是一種困難的勇氣,真正地寬恕,寬恕他人所曾加諸於自己身上的恐怖作為的勇氣。或許這是一個老年人的觀點吧。bravery也許對年輕人比較有吸引力。當你年歲日增,你會愈來愈渴慕fortitude。誠如偉大的愛爾蘭詩人薩姆爾.貝克特所寫下的名句——然而當他寫下這句話時,他心中是否正想著臺灣呢?——


  我走不下去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 will go on.)

 

  謝謝大家,並獻上我最溫暖的祝福,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未來。

 

註:全文來自Ben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臺北:時報文化),2010年5月,頁339-343。由於網路沒有電子版本,故以打字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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