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我們這一代註定得是漂泊的一代。

我的人生不會有「落葉歸根」這種東西。我是宜蘭人,卻是在高雄出生;明明住處周遭都是稻田,照理來說該是個鄉村小孩,但我卻是公務員家庭;爸爸是嘉義竹崎鄉的庄腳孩子,我的台語卻支離破碎;媽媽是屏東萬巒的眷村小孩,我卻幾乎無法聽懂隔壁鄰居爺爺濃厚的山東腔;外婆是客家人,我卻連一句客語都聽不懂。

我相信我不是唯一一個這樣的小孩,身上有著時代留下的每個痕跡,從國共內戰到二二八,從客家、閩南到外省。但那些痕跡只殘留在DNA裡,而從沒有在語言上表現出來,於是,當我漸漸失去與上一代,乃至與某個族群的最大聯繫時,漸漸地,我也離那裡越來越遠。

於是,我也漸漸不知道所謂「歸屬」是什麼。

每個寒暑假、過年,爸爸總會開車,帶我們一家大小從北到南走一遍,細數我們在各地的親戚,台北的二阿姨、台中的二姑姑和小姑姑、嘉義的大伯及大姑姑、高雄的大阿姨及小阿姨,以及住在屏東的大舅。在我小舅娶蘇澳一個護士為妻之前,我從沒有一個親戚是在縣內的。

正常來說,經過四小時左右,我們便會到達嘉義。在現在這國道開通的時代,只要在竹崎交流道下去,便可以很容易到達羌子科的老家。老家在幾年前還是土角厝的,但忘記確切理由及日期了,那不是遠在宜蘭、年紀尚小的我能得知的,土角厝被拆了,換成鋪著大理石地板及鋼筋水泥的新房子,小時候的記憶大概也無法再驗證了。

我還記得那土角厝的梁柱是很粗的竹子搭成的,以前晚上睡覺睡不著,我總會看著灰色的粗糙牆面露出的竹樑,或是撫摸,感受生命消逝,卻成為更堅固的建材。小時候的房子都有股味道,那是一種陳舊的味道,只有放久的竹木才會散發。比如那些建材,那張放在小孩臥室的書桌,擺在阿公阿嬤房間的八腳床,或是放在廳堂的公嬤桌……。有些東西丟掉了,有些東西移到房子旁邊鐵皮搭建的農舍,每當農收時候,那些舊家具就會陪著一箱箱柳丁、橘子或是柚子;有些分散放在後來新建好的房子裡,比如那張被搬到頂樓的公嬤桌。無論如何,新的房子已經失去那味道了。

我曾有一個機會重新確認自己的根,那是我阿公去世的時候。

因為媽媽是護士,阿公阿嬤住在我爸爸這裡,以便有狀況可以就近照顧。也因為爸媽都有工作,阿公阿嬤也可以幫忙帶我,以及後來出生的弟妹。以前小時候的記憶之一是阿公問要不要去「憩途(出去玩)」,我便會丟下還沒做完的作業,看阿公用腳踩發動退色的藍紫色偉士牌,在某個下午,天空通常都是晴朗的藍色,我們經過河堤,到達清水閘門,那裡的榕樹下總是有個賣烤香腸的攤販。我們會經過閘門,看著站在上面的釣客,到達對岸那個用小發財車做生意的攤販。我是一個烤香腸,阿公則是烤香腸加蒜頭,或是一碗米粉羹。小時候的我不喜歡吃米粉羹,是後來在冬山吃了幾次米粉羹加臭豆腐以後,才愛上這宜蘭小吃。吃完,玩完,回去時通常已經黃昏,我便會一邊竊笑,一邊趕著在媽媽下班前把作業寫完。

阿公去世是去年的事,那時他已經住了安養院好一段時間。他生命最後的時光都是在病床上度過的,因為中風。每次回嘉義時,第一件事就是回竹崎山中的老家看大伯,睡一兩晚,然後大家一起去安養院看阿公。安養院也是個充滿氣味的地方,但那是由體味、消毒水味組成的,接近死亡的味道。我很討厭去安養院的時段,因為我永遠只能看著阿公躺在病床上,連一根手指也難以動彈,連一個有意義的字也說不出來……。

他走得也算壽終正寢,七十多歲。

我不會忘記葬禮時面對他遺體的感覺,是的,我曾看他活著,他待我很好,我也曾看他無法動彈,直到我看見他連心跳都停止。遺體放在被清空的客廳裡,散發一股屍氣,但沒有人說臭。生命就這樣消失了,什麼都沒有留下。

火化遺體後,看著裝在骨灰罈的白骨,二姑丈說,很感慨,人生就是這樣。他是信天主教的,不需參加火葬儀式,但有些東西是哪個宗教都相通的。

於是那個時候,我的哪一部分也就跟著被燒掉了。

我們這一代正在失去與上一代、上上一代同樣的東西,我們有他們傳承的血統,但有些東西不是血統能傳承的。就像一個只活在台北市的青年不會知道,風吹著青綠的稻田時會形成亮暗交接的光影,像是波浪,會讓騎車的小朋友目不暇給;就像一個活在鄉村的小孩不會知道,一零一高得會被雲遮住,捷運每五分鐘就有一班。那些都不是血統告訴我們的,是環境。

能讓我們和那些傳統銜接的,是一個和以往社會一樣,或者緩慢改變而類似的社會。我們正失去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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