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朋友們和學界同仁們,首先請讓我向你們獻上我悲傷的祝福。一年多以來,我始終熱切地盼望能在這場無比重要盛會當中與你們相聚。然而讓我傷心的是,由於我自己的疏忽與愚蠢,我竟在搭機飛往臺北的前一天遺失了護照。我懇請大家原諒我,因為我讓大家失望了。
昨天晚上我開了一個大夜車,努力地在想說,我到底可以在十分鐘裡面向大家談一些什麼既有趣而又相關的話題。最後,我終於決定先從我的父親談起,因為這樣一來,或許你們就會瞭解,我對處在歷史的關鍵時期的臺灣人民所懷抱的深刻的同情。我的父親出身於一個世系綿延,歷史悠久的愛國者家族,這個家族歷代的成員為了爭取愛爾蘭這個被隔壁的英格蘭殖民了數世紀之久的小島的獨立,用盡各種方法進行鬥爭,但卻總是徒勞無功。有些成員在牢中度過歲月,有些逃亡至法國或美國,有些則進入大英帝國的政治體系內,為爭取帝國內部的平等而奮鬥,有些甚至成了(大日本)帝國議會(Imperial Diet)的議員——不,我講錯了,應該是倫敦的大英帝國國會(imperial parliament)的議員。在1914年——也就是馬關條約的十九年後,清朝滅亡的三年後,袁世凱試圖稱帝的兩年前,以及五四運動發生的五年前——我父親到了中國。他能夠完全流暢無礙地聽、說、書寫以及閱讀中文,而在二十五年之中,他住過東北、湖南、北京、上海、汕頭和廈門,甚至遠及雲南——我就是1936年的時候在雲南出生的。我有生以來第一個交的朋友,是一個四歲大的美麗中國女孩,可是很奇怪的是,她的名字叫做希莉亞.陳。
我父親曾經在孫中山的政府底下做過事,曾經在北京軍閥政府底下做過事,也曾經在蔣介石政府底下做過事。我們還保存著很多他的信件以及私人日記,而從這些文件當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對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他們的文化,還有他們歷史的大部分,懷抱著很高的敬意。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中國政治領袖們的強烈厭惡——除了孫中山之外。我很抱歉——不過也不是太抱歉就是了——我必須告訴諸位,他最討厭的領袖就是委員長和他那個長壽到令人生厭的妻子。他也曾經夢想過一個未來的中國,在那個國度中,所有最美好的傳統和所有最美好的現代觀念得以結合,因而使得普通老百姓有機會過一個良善、快樂,而且自由的生活。他徹底反對日本對中國的帝國主義侵略,但他同時也對他那位長期共事的日本上司有著最深的敬意。這個日本上司是一位富有人道精神的,開明的大正時代知識份子,並且積極地反對日本人和歐洲人對中國老百姓的剝削。他直到1941年才離開「自由」中國,那時候他已經病的很重了。他過是於1946年,也就是「悲情」(Sadness)降臨臺灣的前一年。